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