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县地处菏泽西部，东临牡丹区，西靠黄河，与河南长垣、濮阳相望，南部北侧分别是河南兰考县与山东鄄城县。据传，秦嬴政东游至户牖，“霾雾四塞，不能进”，遂名该地为东昏。后在公元9年（新王莽建国元年）改为东明，地名由此谓称至今。

东明县是山东省地理位置最靠西的一个县，同时也是黄河进入山东的第一个县，在历史上先后归属开封府、大名府、曹州府等地管辖，仅民国至今便依次更换了直隶省、河北省、平原省、河南省、山东省等5省管理。这种行政区划的频繁更迭也使东明县的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具有了多地融汇的状况，形成了黄河文化、孔孟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等相结合的区域文化现象。

这种跨区域的文化交流现象在当地的木版年画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其风格偏向于豫北与豫中地区的年画，同时也融入了菏泽中部一带的民众审美趋向，从而使其具有了东西延伸的市场销售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滑县木版年画的主要生产地——河南滑县慈周寨镇李方屯村在新中国成立前，便隶属直隶大名府东明县管辖，其村口所立嘉庆年间《重修阁楼记》上即有记载：“直隶大名府东明县迤西八十里李方屯”。民国13年的《东明县续志》中也印证了此记载。故在徐磊、潘鲁生主编的《中国手艺传承人丛书·河南滑县木版年画韩建峰》一书中便提出：“这一文化技艺共同体应该属于山东东明、河南长垣及李方屯所有，只是李方屯自1948年后划归滑县管辖，也因此定名为‘滑县木版年画’。”

由此可以看到，因为行政区划的更迭，东明县历史上的木版年画制作地也在不断发生归属变化，甚至一些地区形成了“三不管”的边缘地带。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年画文化的传播是积极有序的，东明也成为当下河南与山东，或从地理环境而言的黄河西岸与东岸的文化过渡区。

在笔者翻阅的东明县的地方志书中，较少提及关于本地年画使用与制作的历史，但据滑县年画传承人韩建峰口述：“早期我们家的作坊叫‘同盛合’，东明县志上都有记载‘同盛合’。”而“在道光年间，俺家的作坊就弄得很厉害了”的记忆，似乎也意味着现在东明县所辖区域的村落，在道光年间可能也已有一定规模的画店存在。

不过，介于笔者对于东明县田野考察的范围较小，其全貌如何仍有待研究，仅能就其与附近区域的共性断定，清晚期以来其年画生产已渐成规模，并与河南、山东等地年画生产融汇，形成了一些以年画制作为主的村落。

就笔者考察可见，东明县木版年画的分布可窥探一定规律，即靠近牡丹区的县东部地区，纸扎文化兴盛，以武胜桥镇纸扎为代表，出现了诸多优秀的民间艺人。而在纸扎铺中，木版罩方画及年节间灶神、财神等年画是其重要的制作品类，其中戏曲类罩方画的制作较为兴盛，以半印半绘工艺为主，整体风格与菏泽中部有相近之处，但与北部的郓城、巨野等地有一定差异。

在武胜桥镇，笔者曾走访了沙堌堆与大郝寨两村，两地的民间艺人常汉卿与郝春广均提到当地罩方画的发展史，即最早为纯手绘，包括纸扎上的花卉图案、吉祥图案及戏曲图案，但相对费时费力，常需加班加点。此后各纸扎铺开始自己版刻线稿，印制后再手工上色，大大提升了制作效率。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郓城戴垓套印罩方画的售卖，多为纸扎铺采用，再到如今机器印刷品已大量盛行，罩方画的制作便不再是当地艺人的必需工作了。

另外，在东明县的北部和南部，则有两处重要的年画村，即北部的双井村与南部的后渔沃村，尤其是双井村，可以说是东明县最为重要的年画生产地，在当地也流传有“买码子，到双井”的说法。该村王氏、孙氏、单氏等家族历史上均有过木版年画的制作，且参与人数众多。其年画制作源于朱仙镇，当下所生产的灶神、财神等可见其风格渊源。但在神像画的印制上，则显示出与豫北一带相近的文化传统，其中一些粉本的绘制水准很高，呈现了此地丰厚的民间艺术创作传统。

相比菏泽市其他县区，东明县的木版年画制作传统与文化特征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距离原因，笔者对当地的木版年画考察工作并未进行彻底，如县城西部与黄河相近的村落，是否有年画制作存在，我想是肯定的。黄河附近的村落隔黄河与对岸的河南长垣相望，而长垣下辖的苗寨镇、丁栾镇即有年画生产，亦同属滑县、东明、长垣的年画文化技艺共同体。所以，东明县的木版年画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其全貌的呈现将十分有助于揭示河南、山东两地年画的传播、融汇路径及年画使用文化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