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那一年，感觉自己尚无足够的心理准备踏入万花筒般的社会，我选择了读研。当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的隋唐五代文学准备招收两名学生，我喜爱唐诗，就报了名。考试揭榜，9名考生只我一个人勉强达线，于是成了焦裕银教授的“关门弟子”——研二没读完，导师就到了退休年龄，又返聘了一年多，直至把我送出校门。

初见焦老师，是大学校园里常见的知识分子形象：灰衣灰裤，中等个头，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若说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他标志性的“鹤发童颜”了：那三七偏分的头发已全然雪白，面孔却总是红润润的——后来听同事说，老年人面色红润常伴发高血压，我不知道身体一向硬朗的导师后来突然离世，是否和血压高有关。

那年，山大文史哲研究所两个专业共招收了四名硕士研究生：隋唐五代文学专业一名，比较美学专业三名。比较文学的三名研究生均在曾繁仁教授名下。当时曾教授在山东海洋大学任党委书记，在山大时间很少，三人见到导师的机会终年也不过两三次，又见焦老师只带我一个学生，就开玩笑说我享受的是“独生子女”待遇，话语间颇有些羡慕的味道。

因为导师只有我一个学生，上专业课时也不需要教室。文史哲研究所有自己的图书资料室，面积与普通教室差不多，只不过室内摆放的全是一架一架的古籍图书。资料室正对门口的墙角，并排摆了两张木制的桌子及两把红皮椅子，这里就是焦老师给我上课的微型“教室”。

图书资料室平时少有人来，很安静，作教室倒是适合。上课时，我就坐在焦老师旁边，这和本科时一大屋子人坐在讲台下面听老师讲课的感受完全不同。当然，这种一对一的教学，学生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也得到了全方位的监督——若功课准备不足，就不容易蒙混过关。记得有一次，焦老师讲到一半停了下来，让我把后面的内容讲给他听。我课前没有预习，恰巧文中有个生字不认识，结果讷讷半天念不出来，只好呜噜呜噜搪塞过去——当时心里发虚，呜噜呜噜蒙混过关时忍不住偷眼去看老师的脸色。当然，这种情形，只发生过一次——十八年的学生生涯中，我应该算一个好学生，读研时功课门门优良，研二时还拿了光华奖学金呢。

读研头两年，焦老师的专业课每周多则两次，少则一次。到了研三做论文阶段，课上得少了，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向他汇报一下论文的进展情况和下步的写作计划，焦老师听后会给我一些指导意见。我的论文内容是柳宗元诗歌，最后的论文标题《忧民忧道之情与诗兴诗境之美》，就是焦老师帮我确定的，题目对柳诗的总结概括真的是既精到又准确。

对于导师的治学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有一点：他是《杜甫全集校注》学术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1978年初，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杜甫研究专家潇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工程启动时，点将校外的廖仲安及山东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焦裕银、张忠刚、郑庆笃诸教授，组成学者团队，投入这场前后历时36年、浩繁巨大而又艰苦细致的学术工程。

2014年，由三代山大学人完成的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面世，弥补了中国当代注杜令人羞赧的空白。只是该书面世时，焦老师已然作古，萧先生更是已辞世23年，真的是“访旧半为鬼，惊呼肠中热”，令人感慨万端。

杜甫在《南征》中写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也是他内心落寞的自白。因为杜甫在世时并不是一个知名的诗人，甚至在他死后一段时间内，文集也只流行于江汉之间，甚至江东一带还不知道他。杜甫诗歌成为“热门”是宋朝之后的事情。导师一生对杜甫研究倾力最多，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我现在尚有《杜甫全集校注》半卷多稿子在进行中，明年八月彻底完成。在你走后期间，又赶了别家的任务：新编《全唐诗·杜甫卷》和《中华大典·文学典》的杜诗，均已交稿；为辽宁出版社编著的集评、集注《全唐诗·杜甫诗》全书已出版。”萧涤非先生曾对研究团队的成员说：能否成为杜甫的知音，要看我们的努力了。焦老师终其半生研究杜甫，为了《杜甫全集校注》早日面世不惜牺牲对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的职称晋升，说他是杜甫的知音，诗圣杜甫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颔首称许吧。

毕业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导师，时在2001年仲秋。

因为交通不便，当时要从晋陕交界的河津去济南，无论从哪个方向走，线路都非常不顺：从北线走，需要先坐汽车到侯马，再换乘火车到太原或德州，然后从太原或德州再换乘去济南；从南线走，则需要先坐汽车到运城，然后翻越中条山经平陆到黄河对岸的三门峡，从三门峡再换乘去济南的火车。因为车次少，无论南线还是北线，要弄到两张卧铺票简直比登天还难。当时女儿尚幼，没有卧铺票就没法出门，于是就有了第三种选择：先向西，再往东，即先坐车到四五百里之外的西安，在西安住一晚，再从西安换乘火车坐上二十多个钟头到济南——有些“南辕北辙”，但也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