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凡被称为“小莫斯科”的地方，一般都是一方的革命圣地。中国当时有多少这样的“小莫斯科”，没有人做过精确统计，笔者初步百度了一下，至少不下几十个。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小莫斯科”的光环背后，都有着一部不朽的传奇……

一

初春的一天上午，笔者到自己所联系的村——定陶区湾子张村迎接上级的一个检查组。刚到村里，就被告知检查组不来了，正寻思如何打发上午的时光，无意中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安陵集就紧傍湾子张村，两村相距不过一、二公里。

笔者心头一阵躁动：安陵集，自己心中的红色圣地，没想到今天竟会相距咫尺！小时候就听人说，安陵村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古集，每逢农历四、九，方圆几十里的人常去那儿赶集。长大后特别是迷上红色文化后，安陵集更是如雷贯耳，知道该村早在抗战初期就曾被誉为鲁西南的“小莫斯科”，笔者采写的红色纪实文学作品中更是不止一次提到过她。如《邓小平在定陶战役后召开不握手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的是1946年9月10日上午，刘伯承、邓小平在定陶战役结束之后，召集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以上干部，在安陵集召开讨论总结定陶战役作战经验和纪律整顿的会议，史称安陵集会议，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不握手会议”，其开会地点就在安陵集。可以这么说，笔者在睡梦中不止一次到过这个红色之庄，然而梦想之光一直无缘照进现实。

今天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笔者自然不肯放过，简单安排一下后，遂同三两朋友一块走马安陵集。

西去不远，就到了安陵集，乍一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初春柔和温暖的阳光撒在一排排具有鲁西南特色的农舍之上，这是一个隶属于牡丹区大黄集镇的人口大村，有3000多口人，位于牡丹区、定陶区和曹县的交界地带，并且距离三县区的行政中心均至少25公里以上，可谓山高皇帝远的“三管三不管”地带，这也是该村能够成为著名红色之村的地利因素。

立在村头的村碑像是一名忠于职守的卫兵，更像是一名勤快的解说员，向南来北往的行人介绍着该村村名的来历：安陵集建于先秦，有安氏立村，居于高丘之上，名安陵（另说因秦相魏冉采邑定陶，死后葬于该村东南约3里处，称安陵墓，又称安陵堌堆，故该村“世称之安平陵”，简称“安陵”）。

进了村子，笔者一行在村干部马主任的引导下，直奔建在村中央的安陵革命斗争纪念馆。

纪念馆的院落不大，高约六米的“安陵革命斗争纪念碑”坐南朝北，正对着纪念馆大门，碑上篆刻着杨得志将军1990年2月题写的碑名及落款签名。杨得志抗战时期在鲁西南战斗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39年秋，时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的他，还将司令部长设安陵集西门里的韩家大楼，可以说是安陵集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老将军暮年能够亲自为此碑题写碑名，足见安陵集在他心头烙下的印记之深。

这时，笔者心头忽生一个疑问，问马主任：“咱们村到底是叫安陵还是安陵集？”他回答说：“正确的叫法是安陵，不过因为村里有个古集，大家都叫安陵集，几百年来都这么叫，早习惯了。”

接下来，瞻仰过院内刻写着众多烈士英名的碑石等纪念物后，笔者一行进入纪念馆大厅一楼。这是一个两层建筑物，纪念物主要摆放在一楼。在这里，陈列着许多散发着乡土气息的革命文物，有旧军大衣，有在当年战斗中使用过的步枪、鸟枪、手榴弹、地雷、军号，有当年支前用过的小推车，有来往信件，还有老革命的合影照片，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大厅四周的墙壁上，挂了不少相关历史介绍的文字展板，文字和文物互为补充，交相映辉，可谓相得益彰。

据马主任介绍，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该村从2019年4月开始实施还原“革命路”和扩建“安陵革命斗争纪念馆”工程。馆内陈设和有关历史资料征集工作得到该村和周围群众的积极响应，群众自愿捐赠文物760件。如今，该纪念馆已成为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乡村游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场所。

二

通过走访历史见证人和阅读有关资料，笔者对安陵集的革命斗争史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安陵集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清朝时，该村就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起义军首领开会时的遗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日寇侵占鲁西南后，安陵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发起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9月，安陵集的抗日群众在共产党员程力夫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成立了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总部设在安陵集。这是鲁西南第一个比较大的抗日救亡组织，该组织的成立，大大促进了鲁西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