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相继沦陷，抗日救国的熊熊烽火燃烧到了段培元的家乡。为了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抗战，党派陈玉障来单西南建立党组织，发动组织抗日力量。1938年春，陈玉障在黄后楼主持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段培元积极主动参加并深受鼓舞。

　　训练班结束后，党组织以这批骨干为基础成立了单南抗日自卫队，段培元是参加最早的队员之一。不久，党组织指示段培元开展地下工作。他按照县委的指示回到单西南后，走乡串户，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单西南几十个村庄都遍布了他的足迹，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这一带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抗日活动逐步开展起来。

　　1939年春，段培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单西南革命形势的逐渐好转，1940年9月，单县县委决定建立黄岗区抗日区公所，同时在段培元的家乡段庄村建立情报站，段培元任站长。段培元在情报站工作中机智勇敢，灵活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1年10月，段培元担任太行区区委书记兼情报站站长。次年八九月间，土顽常振山部兵分四路从汤楼、丁庄、张花园、张蔡园一带围攻太行区抗日区公所，妄图一举拔掉安插在敌人心脏的这颗“钉子”。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段培元从黄岗敌工人员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区部带领区委和区中队转移到单庄。由于转移及时，敌人扑了空，使太行区免遭一次重大损失。

　　1944年3月1日，段培元得悉有顽军一部将要骚扰根据地后，便和区中队长段景尼率区中队前往阻击。当时天还未亮，待队伍行进到周庄时，隐约发现敌群中有几匹洋马和穿呢子军装的，段培元断定是日伪联合“扫荡”。为了弄清敌情，段培元命令中队暂时隐蔽，自己化装靠近敌人，冒险侦察，他很快便了解到敌人是从单城来的，有日军200余人和汉奸陈万福部4个中队，他们携带数门大炮和多挺轻重机枪，并配有战马30余匹。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段培元当即作出决定，由段景尼继续监视敌人，自己跑步赶到十团驻地张下庄，向团首长汇报了敌情，并一起研究了作战方案。10时许，我团主力开始出发，11时向敌发起猛攻。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20余人，其中日军3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战马30余匹。

　　二

　　在段培元的影响下，他的家人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成了太行区委、区公所秘密开会的场所。每当同志们在家里碰头开会，段培元全家参加安全保卫，父亲负责站岗放哨，母亲和妻子负责做饭。他的父母经常说：“只要能照顾好同志，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1940年秋末的一天，王尊宾、罗文启、张德明等同志在段庄一带开展工作，顽军常振山的队伍突然来袭，想让他们三人避开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段培元的父亲沉着地说:“你三人不要慌张，跟我到地里刨花生。”就这样，他们从容不迫地掩护同志们脱了险。

　　1941年冬的一天，敌工人员送来一份紧急情报，要马上转送到小孟庄。时间紧迫，眼下又无他人可用，段培元便用信赖的目光看着妻子，妻子明白了他的心思。她毅然放下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把情报小心地放进辣椒里，伪装好后挎起篮子出了家门。她连续奔走了30里路，巧妙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及时地将情报送到了小孟庄。

　　还有一次，区党委需要将一份情报送到黄岗集，交给以开杂货铺为掩护的地下党员景安荣。黄岗集周围都有敌人把守，十分危险，段培元正愁没有合适的人去送。这时，他的母亲看出了儿子的心事，自告奋勇地要求说：“我去送，我豁上这把老骨头也要把它送到。”于是，老人遂将情报藏进自己的发簪里，利用黄岗逢集的便利条件，机智巧妙地闯过敌人的盘查，把情报交给了景安荣。

　　三

　　段培元对敌斗争机智勇敢，深受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并扬言要对段培元全家赶尽杀绝。敌人曾先后几次抓捕段培元及家人，但每次都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全转移，最后扑了空的敌人气急败坏地抄了段培元的家，砸烂了家具，抢走了粮食和衣物。组织上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派人给他家送来了一些粮食物品。残酷的斗争、艰难的生活和党组织的关怀，让他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1948年2月，段培元被任命为中共单虞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同年5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单虞县，对单西南根据地进行梳篦式拉网“扫荡”。中共单虞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扫荡”措施。会议决定，县委委员分头到各区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区村干部、武装民兵组成武工队，开展对敌斗争。按照分工，段培元负责单虞县的西三区(辛滩区、沙滩区和涞河区)。他与沙滩区组织委员张广德等来到辛滩区南，正巧顶头碰上了国民党部队的一股侦察队，遭遇战随即打响。段培元让张广德赶紧从原路向东撤退，他带领通讯员边打边向正南太行堤口撤离。敌人对他们紧紧追击，在大堤南口的一片麦地里，他和通讯员两人与数十倍的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激战中段培元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时年31岁。

　　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