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8月底，我回到农村老家。农村老家虽是生我长我的地方，可这里大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人，读过初中的人都很少，更别说找个知音了。正巧，我有一个十岁的小侄女，那时正在邻村李垓小学读书。她的语文课老师又是班主任叫李延丰。

　　本来素不相识，有一次小侄女闹肚子弄脏了衣服，被老师送到家来。一说话，才知道他是从潘渡二中毕业的。谈话间，他知道我喜爱读书却找不到书，便悄声说他家有不少藏书。原来他也是酷爱文学之人，在学校时买了不少书，两年前“破四旧”中逃过一劫，把书保存下来。他带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红楼梦》，虽然版本很旧，连封面都缺失了，但在那个年代来说，能保存这样一类图书，是要冒好大风险的。我当然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阅读。除四大名著外，两三年间，我先后从他那里借读过二十多本经典图书。在这期间，他本人摊上了影响他终生的一件大事。

　　恰应了苏轼的那句话：“人生识字忧患始”。延丰先生向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自然包括他在农村所见所闻，以及对村里干部、对时政的看法。不幸的是，他写日记的事被人告发，村里的造反派贸然冲进他家，最终从他抽屉洞里搜出了他的全部日记，并很快组织人手连夜审查，逐字逐句推敲，无限上纲上线，很快就公布了他一大堆的“反动言论”，被武断定性“三反分子”。如此一来，不但学是教不成了，还成了村里的斗争对象，受尽了折磨与摧残。在那段时间，我成了他唯一的知音朋友，他经常于夜晚偷偷潜入我家，与我作彻夜长谈。

　　那时候，我在学校“闹文革”染上了肺结核，需要静养。可他每次来，几乎都坐到深夜，直至黎明，鸡叫两遍了还不走，而且他有很大的烟瘾，无论走到哪里，身上总不离烟荷包和卷烟纸（旧报纸）。我也为他买过普通香烟，他说那东西没味儿，不如他的叶子烟来劲。其实，那烟叶都是从集市上买的劣质碎烟。他卷烟的技法极为娴熟，一边说话一边撕纸、倒烟、唾沫一舔，刷刷刷就是一支。他一支接一支不停地吸，不停地卷，吸得满屋里都是呛人的烟味。他一边说着对不起，可又不能克制自己。他有严重的高血压症、支气管哮喘，肝脏也不好，每天都要吞下好几种药物，托在掌心里足足半小把。

　　我于1971年离家参加工作，与他见面的机会少了。延丰想念我时，经常利用进城看病或卖菜的机会，找我说话聊天。我哪天回一趟老家，他只要一听说，晚上不请自到，我们一聊就是半宿。延丰上有老，下有小，大哥在新疆，妹妹们先后出嫁，一家人老少八口，就他一个男劳力。为了养家糊口，他带着干粮与人结伴拉地排车去几百里外的安阳运煤；寒冬腊月他拖着病弱之躯到杨庄集硬梆梆的稻田里刨稻茬；因生计所迫，他大冬天到各处老旧屋墙根下扫碱土熬硝卖给梁山换几个零钱。他人缘好，毛笔字写得好，又好说话面不逐人，一直到高血压病得两眼模糊时，只要有求，他还坚持为村里乡亲义务写信写春联……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李延丰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民办教师资格。重新走上课堂，让他欣喜若狂，当即就破费购买了不少教学参考书目。然而，经过多年的摧残和折磨，他的体质每况愈下，高血压症日趋严重，全靠药物控制。看上去他的脸庞很大，红光满面，其实那都是高血压的病态反应。不久，教学的事他已不能胜任，只能在学校做些杂务。后来连学校也不能去了，只能拄着拐棍在家里挪动。一次我去看他，他坐在椅子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难以说出，只有泪眼模糊。那几年，教育部门多次为民师转正，他因受迫害间断时间长，又是初中文凭，再加病痛折磨，使他在考场没有坚持下来，造成失利；另一次也是因疾病原因没能参加会考，错失了最后一次转正机会。直到1999年末去世，他都没能转为正式教师，这成为他的终生遗憾。

　　延丰同志本来是一个很有文采很有事业心的人，却生不逢时，受尽了摧残和磨难，55岁就早早离开人世。所幸他的两个儿子学业长进，双双走上教育工作岗位，他一生未实现的愿望，在下一代身上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