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8月底,我回到农村老家。农村老家虽是生我长我的地方,可这里大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人,读过初中的人都很少,更别说找个知音了。正巧,我有一个十岁的小侄女,那时正在邻村李垓小学读书。她的语文课老师又是班主任叫李延丰。
本来素不相识,有一次小侄女闹肚子弄脏了衣服,被老师送到家来。一说话,才知道他是从潘渡二中毕业的。谈话间,他知道我喜爱读书却找不到书,便悄声说他家有不少藏书。原来他也是酷爱文学之人,在学校时买了不少书,两年前“破四旧”中逃过一劫,把书保存下来。他带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红楼梦》,虽然版本很旧,连封面都缺失了,但在那个年代来说,能保存这样一类图书,是要冒好大风险的。我当然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阅读。除四大名著外,两三年间,我先后从他那里借读过二十多本经典图书。在这期间,他本人摊上了影响他终生的一件大事。
恰应了苏轼的那句话:“人生识字忧患始”。延丰先生向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自然包括他在农村所见所闻,以及对村里干部、对时政的看法。不幸的是,他写日记的事被人告发,村里的造反派贸然冲进他家,最终从他抽屉洞里搜出了他的全部日记,并很快组织人手连夜审查,逐字逐句推敲,无限上纲上线,很快就公布了他一大堆的“反动言论”,被武断定性“三反分子”。如此一来,不但学是教不成了,还成了村里的斗争对象,受尽了折磨与摧残。在那段时间,我成了他唯一的知音朋友,他经常于夜晚偷偷潜入我家,与我作彻夜长谈。
那时候,我在学校“闹文革”染上了肺结核,需要静养。可他每次来,几乎都坐到深夜,直至黎明,鸡叫两遍了还不走,而且他有很大的烟瘾,无论走到哪里,身上总不离烟荷包和卷烟纸(旧报纸)。我也为他买过普通香烟,他说那东西没味儿,不如他的叶子烟来劲。其实,那烟叶都是从集市上买的劣质碎烟。他卷烟的技法极为娴熟,一边说话一边撕纸、倒烟、唾沫一舔,刷刷刷就是一支。他一支接一支不停地吸,不停地卷,吸得满屋里都是呛人的烟味。他一边说着对不起,可又不能克制自己。他有严重的高血压症、支气管哮喘,肝脏也不好,每天都要吞下好几种药物,托在掌心里足足半小把。
我于1971年离家参加工作,与他见面的机会少了。延丰想念我时,经常利用进城看病或卖菜的机会,找我说话聊天。我哪天回一趟老家,他只要一听说,晚上不请自到,我们一聊就是半宿。延丰上有老,下有小,大哥在新疆,妹妹们先后出嫁,一家人老少八口,就他一个男劳力。为了养家糊口,他带着干粮与人结伴拉地排车去几百里外的安阳运煤;寒冬腊月他拖着病弱之躯到杨庄集硬梆梆的稻田里刨稻茬;因生计所迫,他大冬天到各处老旧屋墙根下扫碱土熬硝卖给梁山换几个零钱。他人缘好,毛笔字写得好,又好说话面不逐人,一直到高血压病得两眼模糊时,只要有求,他还坚持为村里乡亲义务写信写春联……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李延丰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民办教师资格。重新走上课堂,让他欣喜若狂,当即就破费购买了不少教学参考书目。然而,经过多年的摧残和折磨,他的体质每况愈下,高血压症日趋严重,全靠药物控制。看上去他的脸庞很大,红光满面,其实那都是高血压的病态反应。不久,教学的事他已不能胜任,只能在学校做些杂务。后来连学校也不能去了,只能拄着拐棍在家里挪动。一次我去看他,他坐在椅子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难以说出,只有泪眼模糊。那几年,教育部门多次为民师转正,他因受迫害间断时间长,又是初中文凭,再加病痛折磨,使他在考场没有坚持下来,造成失利;另一次也是因疾病原因没能参加会考,错失了最后一次转正机会。直到1999年末去世,他都没能转为正式教师,这成为他的终生遗憾。
延丰同志本来是一个很有文采很有事业心的人,却生不逢时,受尽了摧残和磨难,55岁就早早离开人世。所幸他的两个儿子学业长进,双双走上教育工作岗位,他一生未实现的愿望,在下一代身上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