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心中一直漾着一大片红荷，碧绿的叶，胭脂的瓣，一望无际，苍苍莽莽。在某个清晨或者午后，不经意间，就有层层叠叠的绿浪红潮向我涌来。特别奇怪的是，在这千叶万朵之间，有一支红荷，被簇拥着浮出了水面，并定格成一道奇丽的风景。我时常惊讶地望着它，心里充满了期待。

　　我知道，这支红荷与我的阅读经验有关，与我的观赏经历相联。一本翻烂了的“禁书”，一部看成了雪花点儿的“黄片”。——铁道游击队，微山湖，刘洪，芳林嫂……其实这还仅仅是一部 “站在战壕里写战争”的作品，与“跳出战壕写战争”的反思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等可谓相去甚远，大异其趣。但在那个精神极度饥渴的年代里，《铁道游击队》们，则无异于荒漠甘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它的质朴与本真，让我们看到了而今一些作品的造作与矫情。一如荷花，娇养在池塘中与野生在大湖里，其生命的贫弱和蓬勃的逸趣，是显而易见的。

　　一丛丛芦苇和蒲草，拥攘着；一群群野鸭和鸬鹚，欢腾着。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惊扰我，也无法进入我的精神空间，只有一支红荷沉睡在我的心湖里。

　　在滕州，在湿地，在微山湖清凉的夏风里，这支红荷似乎被唤醒了。

　　“铁道游击队”，其实是一个非常坚硬的词汇，甚而可以说充满着血腥味儿。提起它，之所以感到亲切，是因为来自微山湖的诗意和芳林嫂的柔美。至少我这么认为。

　　枪和枪声太酷烈了，刀和刀影太酷烈了，游击队员的血溅红了烧焦的土墙，鬼子的断臂挂上了树梢。除了“酷烈”，我们的脑子里几乎找不出什么词可以替代它。然而，这些仗是在微山湖打的，那自然就不同了。当战斗结束，硝烟散尽，夕阳下的湖水恢复了往时的宁静。战士们头顶荷叶，口吹芦笛，一个个从苇丛里钻出来，相互炫示着各自的战利品，喧闹和嚣嚷“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这时，芳林嫂提着一把大壶出来了，她笑吟吟地给每人倒了一碗消暑去燥的荷花茶。几十位生龙活虎的刚性男人，竟都像小姑娘一样羞涩地沉默了，晚霞映红了每个人的脸——“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心中的那支红荷原来就是芳林嫂。同时，我也一直守望着书中的创造，守望着那份永恒的想象，并固执地反叛着影视作品中的具象创作。这不等于说秦怡和史兰芽的表演不成功，而是说她们未能契合我心中的形象。芳林嫂不应该是“膏腴”的，“华美”的，或说“文化”的，她应该是一位脸上镌刻着湖上岁月的渔家大嫂。她勤劳善良，乐于助人，有着自己美好的企盼和独特的个性。

　　为了这种寻访，我来到了三面环水一面临陆的小李庄。不管飞贼李九的住处，也不管刘洪的指挥所，我径直来到了芳林嫂的故居。门前有茶馆有石碾有辘轳，这些景致让人怀想和生慨，但我还是更看重刘洪养伤的那间小屋。在这里，刘洪治愈了身体，收获了爱情，更完成了人格的塑造。而这一切，都因了芳林嫂。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不仅滋养了一个人，也滋养了一支队伍。

　　谁都知道，我们不会在这里寻到芳林嫂。这是一个“空壳村”，是一个专为拍摄电视剧而搭建的“道具村”。真正的芳林嫂应该在湖上，就像一支红荷，她的生命在水里。

　　我们下到船上，一曲《拉魂腔》从船头悠扬地飘来。这一流传于鲁南苏北的地方小戏，婉转，谐谑，摄人魂魄，芳林嫂是应该会唱的。然而，今天的演唱者却是位装束摩登的专业演员——旗袍，耳环，高跟鞋，她表演传神，唱腔优美，确乎专业水平。然而，她却不是芳林嫂。芳林嫂常年生活在水上，是要打赤脚的。

　　风梳蒲草，船犁湖波。夕阳西下，满目金黄。

　　就在这金黄里，逆光下的一幅剪影令人心动。三船连成一体，静静地卧在水上，电视天线就像桅杆，无声地立在船头。近了才看到，红荷三面簇拥，只有一条窄窄的水路通到船边。我们兴奋起来，便抓了缆绳，晃晃悠悠地站到了连体船上。一位六旬老大娘慌忙走过来搀扶我们：“慢点，小心。”声音不大，也没有多少夸张的热情，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温暖。——她大概就是“芳林嫂”的婆婆了。果然，我们就在一间船舱里看到一位打手机的中年妇女。她盘腿坐在舱台上，瘦瘦的身材，黑红的脸膛，自然是赤着脚的。这应该就是我心目中的芳林嫂了。船上的设施有些简陋，但有电视看，有手机打，也算芳林嫂“走进新时代”了。她说，我们有三季住在船上，冰封湖面的时候再搬到岸上住。啥？你问收入？一年也就三五万吧。在水里生活也算方便，有来收鱼的，也有来卖菜的，挺热闹的。说着她站了起来，远近地指点着，在湖里生活的人家多的是。

　　看着船边那一大片红荷，我忽然明白了，“芳林嫂”原来是一个群体。

　　这时，“芳林嫂”的公公回来了，“芳林嫂”的男人也回来了，各悠悠地撑了一条小船，一船是笨乎乎的湖蟹，一船是活蹦蹦的虾米。

　　湖上人家，船不完风雨，船不完忧愁，船不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