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塑造的阎婆惜和潘金莲、潘巧云三位“淫妇”形象，虽然她们都是因婚姻不幸而红杏出墙，最后命运结局十分悲惨，但阎婆惜的具体情况与“二潘”有着诸多不同，以至后世读者、论者在对她们评论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颇多。那么，书中究竟是怎样描写阎婆惜这一人物形象的呢，她们之间的种种不同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书中写道，阎婆惜原为一走串娱乐餐饮场合卖唱的歌女，因其父得病身亡无钱安葬，宋江施舍棺木又给了十两银子，其母感恩图报将她典与宋江做外室，以使母女俩终生有靠。而宋江却只爱学使枪棒，不贪女色，十天半月不去一次，正值青春妙龄、惯于风情的阎婆惜独守空房未免心存怨言。时间一长便由怨生恨，认为将终身付与这木头疙瘩似的宋江实在不值。后来宋江带着同事张三到她处喝酒，只见这人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于是两人眉来眼去，很快如胶似膝，演成一段风流韵事。宋江知晓了此情不但不以为念，反倒像卸掉了包袱似的，主动疏远了与阎婆惜的关系。由此可见，阎婆惜的红杏出墙既缘于她的不幸遭遇和轻浮品性，又经历一个情感空虚、由怨生恨的过程，宋江的引狼入室和自动疏远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我们如果把阎婆惜红杏出墙的情况与“二潘”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二潘”发生婚外恋的身份都是妻子，是瞒着丈夫委身他人。而阎婆惜的身份是没有名份的妻子 （外室），其婚外恋对“非正式丈夫”和外人来讲都处于半公开状态。第二，“二潘”中，一个是被已有三妻六妾的地痞流氓当着性的玩物所勾引，一个是被佛法不能娶妻的出家和尚当作性的工具所偷情，两人的婚外恋均为畸形的性爱。而阎婆惜则是向尚未结婚的风流小生投怀入抱，可属于帅哥美人一类的情恋。第三，由于妻子背着丈夫红杏出墙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以至“二潘”的婚外恋受到作者旗帜鲜明的批判，一个被视为“奸情”，详尽描写了“挑逗”、“勾引”的情节。一个被视为“偷情”，多处骂其为“淫妇”、“秃驴”云云。而阎婆惜因为不是妻子仅为外室身份，作者描写她的婚外恋时，则视为“男女幽会”，绝少批判性的龌龊语言。综上所述，阎婆惜的红杏出墙较之“二潘”，从一般道理上讲更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谅解。

　　然而在后世关于阎婆惜和潘金莲、潘巧云的实际评论中，属于“性爱”出轨的“二潘”反倒得到人们更多的同情和谅解，呈现林林总总的鸣不平翻案观点，而属于“情恋”出轨的阎婆惜则为大家普遍所不齿。其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潘金莲本是纯正无邪的美貌女子，却被恶作剧似的嫁与一个侏儒男人，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这种婚姻不幸情况下的感情出轨、由错到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可怜、可谅。潘巧云也本是恪守妇道的青春少妇，只是付身与一个整天舞枪弄棒、不解风情的丈夫，心理压抑形同守寡，这种婚姻不幸情况下的感情出轨，任凭怎样错误，也不应遭到刨心戮首的惨剧，未免令人可悲、可叹。而阎婆惜却是水性杨花的歌女，宋江有恩于她，她却公开给这个“准丈夫”戴“绿帽子”，在宋江已准许她和情人结婚的情况下，又以“梁山书信”做筹码，非要索取已被宋江退回、并不存在的一百两黄金，否则就揭发告官。此时宋江杀她，当属迫不得已，而她被杀，也可为咎由自取。综上所述，人们在评论三位“淫妇”时，或重于情理分析，或偏于情感怜悯，以至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正为如此，我们钦佩现实主义伟大作家施耐庵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异常丰富、复杂，让后世读者引发多样性的思考、启示和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