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玉峰

　　药家鑫案未判之前，其师妹李颖曾以人情大于法律的姿态站出来声援：“是我，我也捅！”理由是“受害人不要脸，记车牌”。其言辞一经公开，即引得鞭鞑四起，骂声如雷。有教育专家捶胸：悲哀啊！太可怕了！李颖在讨伐及“良心发现”中，也不得不低头“认罪”。看来，公平之秤，仍在人心。

　　对药家鑫“斩立决”的大众呼声，其辩护律师曾曲解为“网络暴力”；个别专家及媒体记者也曾为之开脱。明显的事实，执行起来，一度陷入“曲折”，变得隐晦。据悉，从杀人到一审，药家鑫故意杀人案，在事实明确的状态下，显得迟缓，显得艰涩，百姓们难以认可。如此情形，与过去上海的“袭警案”结局比较，判若霜火。百姓要讨回公道，似乎要做好充分的“两手”准备。药家鑫是死是留，可以作反观众生相的绝好镜头，且有“永留在案”的妙用。但是，我们说，他如果不死，势必有“千万个药家鑫站起来”。甚至，连西门庆、镇关西们也会复出索要“清白”。好在，4月22日，在千千万万个呐喊声中，药家鑫一审终获死刑。但是，这并非等于从此就可以轻松了。

　　李颖的“是我，我也捅！”，看似折射了一代人的教育缺失，然而深究，确是文化荒芜的写照，是对文化软肋的戳穿。究其根源，可以远溯“五四”以来的“自由”，不分本质的“拿来”；可以辙定建国后的“干将反判”和“八五”以来的“水沙俱进”。在向西方着眼的同时，我们拿来了“孩子”，也饮下了“洗脚水”。曾几何时，西方的垃圾音乐“迪斯科”遍布大街小巷；西方的“露肚装、贴身舞”风靡全国；西方的“尼采、叔本华”行销高等学府。只要是“西方的天”，便是“晴朗、灿烂的天”。中国乃至东方优秀的文化，被国人不明就里地践踏在脚下。我们看到，“元宵节”热不过“圣诞节”，“清明节”难敌“愚人节”，“七夕节”不如“情人节”。一切，在不知不觉中“换了人间”。最近，又有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对学生大放厥词：“到四十岁挣不到四千万别来见我”，这真是赤裸裸的“利益高于一切”了。有这样的文化教育背景“熏陶”，有如此急功近利的误导，谁能保证“孩子们”不走失？不极端？不自私？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方曾破获西方情报人员一份文案，其核心内容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所、媒介、言论，让他们（中国人）后代的思想及生活方式变为我们的方式。”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无论如何，我们的价值判断，如果不能有俯瞰的视角，如果无所筛选，将是盲目的、无根本保证的。人生的站位，也将有所偏离。

　　药家鑫也好，李颖也好，他们只是一些个案。但问题在于，他们并非是文化、教育缺失的一两只恶果。我们要反思，要痛定思痛的，恰恰是一大片的树林，恰恰是给予树林的“土壤、光、水”，是否真的能够利于树木的生长、成材。不然，当杀了人还强词夺理，当弑了父母还不以为然，当天良丧尽还不以为耻，那么，我们说，即使见诸于法律，受到严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不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发生。反思，应该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反思，应该在文化根源上“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