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无意中看了一段《投名状》。这部电影改编自“刺马案”，剧中庞清云的原形，应是清代的两江总督马新贻。马新贻是我市城东北都司镇的西马垓村人。在菏泽老城区的石碑隅首东、东方红大街北侧，原有个“马家大门”，院落内为“马尚书府”，是马新贻的府邸（曾是菏泽城关镇政府所在地），现为“东方红商城”。

　　我有意去查访。首先到东方红商城，整个院内四面环楼，店铺紧连，商客拥挤，毫无府邸的迹象。在附近居住的一位老者告诉我，西马垓村有马新贻的府邸和陵墓。次日上午，我便乘车去往城东北25公里处的西马垓村，在村北遇到一位叫刘永钦的热心村民，他说他是马家的嫡亲外孙。在他的引领下，首先去了马家陵地，在村西北的一个角落处，荒地上见到了几堆低矮的坟冢，西北面有座高大的石碑，是马新贻的，足有3米多，碑首祥云浮雕，中间有“皇清”二字，碑身正面刻有“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谷山马公墓”24个大字；石碑旁有香炉底座一个，还有两块条石，刻有精美花纹图案。东边几个坟冢，是其父（马兰藻）、祖父和曾祖父的。刘永钦告诉我，原来陵墓园区规模很大，占地20余亩，周围砌墙高约2.5米，园内松柏成林。进园有石坊，匾额为大臣李鸿章题；有石碑，碑文是同治皇帝赐；坟墓高大，有砖围（有人说日本侵华时曾被盗挖）；其他还有石供桌、石香炉，墓道旁有石象生（石人、石马、石羊）等。这些在“文革”期间皆被破坏，园墙砌砖被拆去建了清真寺，园中石物被砸去修了水闸，松柏被砍伐作为他用。

　　我们又来到村中，在村路西“文化大院”里，看到了用陵园墙砖修建的清真寺，灰石灰砖，古色古香，这应是“文革”期间留下的。刘永钦说，原来的旧窗门已腐朽，最近被拆除，换上了玻璃门窗。正面墙上原有“文革”时代特色的标语，也已更换，门额上的“为人民服务”，已被白灰覆盖；门左右的联语“紧跟毛主席   夺取新胜利”，更改为“紧跟新时代   弘扬古文化”；他又告诉我，村委会准备还要重新加固修缮，改建成文化书屋和文物贮展。院门内南侧还有块古碑，刻有“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立”字样。北侧有块石碑，字迹已斑驳不清，难以辨认。寺边近处还有散落的碑石和墩座，据说都是陵墓上残留之物。

　　我们又来到村中隅首，刘永钦手指东北角说，这就是马府所在地，往北面积很大，老建筑早已不复存在，现为村民的宅院。往北走，在一处院落门口，见到了新修复的“马兰藻神道碑”，在院内的墙根处，见到了倒放在地上的马新贻石坊匾额，已残断，文字尚清晰。此后，我们又来到村南的水闸旁，在多处砌墙上又看到了陵墓上的一些遗残。有盘龙祥云的碑额墩座，有字纹端秀的碑体条石，还有石象生的肢体等。看后令人叹息。

　　据《新修菏泽县志》和《菏泽市志》记载， 马新贻（1821年—1870年），回族，菏泽人，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清末重臣。历任建平、合肥等知县，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官至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在江宁（今南京）赴署右箭道，校阅操练，返回署衙时遭刺客行刺，重创胁肋，第二天死去。刺客当场被抓获，经多次审讯，刺客只承认是河南人，名叫张汶祥，其供词漏洞百出，多处疑点，动机难以知晓，可官方却匆忙结案。很快，张汶祥被凌迟处死，以祭马公。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刺马案”，也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马新贻死后，同治皇帝加封太子太保，在家乡修筑陵墓，立碑坊，并亲赐祭文、碑文，谥“端敏”，入祀贤良祠。江宁、安庆、杭州、海塘以及菏泽都为他建祠，以祭祀纪念。

　　“刺马案”是一桩奇案。据有关专家据史料研究，“刺马案”应与湘军和清廷有直接关系。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太平天国被剿灭，两江一带成了湘军的势力范围，朝廷害怕湘军作大，难以控制。马新贻正是这时被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他要接替的正是湘军领袖曾国藩，削减和牵制湘军的势力，正是朝廷的用意。另外还有人说，慈禧曾有密令，让马新贻调查“天国圣库”之谜（即太平天国财宝的去向）。明显这是湘军和朝廷两大政治集团的博弈，马新贻只是一枚棋子，面临的危险不言而喻，被刺也不可避免。马新贻被刺前，曾回菏泽家乡探亲，离开时也曾告诉家人，“我有不测，不要上京告状，否则不能自保”。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此行的风险，这就是“政治谋杀”之说，某些专家学者认为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时过境迁，后人评说，刺马之案，虽无定论，但马新贻的一生荣耀，不在高官厚禄，不在军功卓著，而是他的政绩所在、被后人所认可和死后诏入乡贤祠，被后人祭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