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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说教者与偏执窃听狂
新华社记者 蒋国鹏

  四个月前,“斯诺登事件”让全世界对“棱镜”另一面的美国有了一个再认识。如今,尽管爱德华·斯诺登已经客居俄罗斯,但是事件影响并未平息,“溢出效应”仍在持续。

  本月24日,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再抖猛料:通过鼓励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共享”电话号簿,美国国家安全局已将大量外国政要电话号码纳入监听系统。

  按照这位美国 “棱镜”情报监控计划曝光者的说法,监听外国政要电话并非单次行动,而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例行”工作,至少35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受到监听。

  虽然这些政要身份未被曝光,但是综合此前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巴西总统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等领导人都被美国特工用上了监听手段。

  从本国普通民众,到外国民众、企业代表、政府官员,甚至到盟国政府领导人,似乎每个人都被以国家安全局为首的美国情报机构纳入监控网络。美国,莫非真要监听全世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25日给出解释,美国为保护本国国土、人民及盟友安全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仔细、全面的情报收集不是秘密,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也在这样做。

  普萨基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确有必要采用如此手段来确保所谓安全。不少人不禁会问:美国怎么会从言必称“人权”和“自由”的道德说教者沦为近乎偏执的窃听狂?

  找寻答案,还需回溯到2001年“9·11”事件。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恐怖袭击,重创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自信,也打破了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美国国会于“9·11”事件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以及于2008年通过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修正案》令美国情报机构搜集国内外个人信息的权限获得了极大扩张。

  近年来,尽管经济形势不佳,美国情报机构用于情报搜集和信息监控项目的经费始终高企。据斯诺登说,美国情报机构仅监听项目2013财政年度预算便高达108亿美元。

  美国情报机构丑闻,好似一座冰山,在掘冰者斯诺登的冰锥下,被一角一角地敲开,褪掉神秘的冰壳,露出丑陋的岩石。震惊之余,人们其实并不知道,这座冰山到底有多大。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距联邦调查局大楼不过几步之遥的街角,坐落着国际间谍博物馆。人们进出这座博物馆,常常会有在风谲云诡的谍海与风清云淡的现实间穿行的感觉。

  现在,当你再从这座博物馆走出,或者走在繁华如常的巴黎、柏林街头,准备用手机给亲朋好友拨通电话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这部电话已经处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之中?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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