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人们发现王凯的身世竟然是个谜团：他不但有两个号码截然不同的身份证，两个母亲，两个家庭住址，连出生日期都有两个。死者有一个农村户口，一个城市户口，究竟该以怎样的标准理赔？此案的审理给人们带来许多争议。

　　1月12日，作为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菏泽律师桑龙跟记者谈起此案，格外兴奋。

死者身份扑朔迷离

　　2009年4月初，王凯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64万元。起初，主审法官判断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只需要开一次庭基本就可以结案了。可是，庭审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旁听席上却突然站起来一个男子，情绪非常激动地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发生争执。

　　此人自称是死者的父亲。桑龙马上感觉不对劲儿，因为原告名单中并没有死者的父亲。既然是他父亲，为什么没有参加诉讼？

　　桑龙赶紧翻阅卷宗，这一查，一连串疑问迎面而来。

　　在死者王凯的户口本上，户籍所在地为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沛城镇某社区，户口中登记有母亲司某，妹妹王某某，家庭成员里并没有他父亲的任何信息。可是，从起诉到开庭，对方一直都是委托代理人出面，死者的母亲和妹妹一直都没露面。

　　回到办公室再次查看卷宗，桑龙发现，户口显示妹妹王某某的出生日期居然和王凯相同，都是1989年7月4日。另外，在王凯死亡一个月后，户籍中又登记上一个孩子的名字。卷宗里还附有一张结婚证，男方的名字也是王凯，结婚证上登记的身份证号却与户口中的不同，年龄整整相差了4岁。

　　直觉告诉桑龙，原告方可能存在着骗保行为！

深入调查解开谜团

　　桑龙决定找死者的母亲司某核实一下情况。司某户口登记的家庭住址是沛城镇某小区12号楼2单元301室。按照登记的地址，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该小区12楼，但是奇怪的是这栋楼只有一个单元，根本就没有2单元。

　　桑龙又想起在法庭上自称死者父亲的那个人。男子名叫王建刚，家住沛县农村。调查人员找到了王建刚，还没开口，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先警觉起来：“我们想过个平静的日子，我们什么也不想图。儿子一走，小孩子的妈妈再一走，再出了什么事儿，你说我们……”

　　王凯是她的儿子？一旁的王建刚忙解释，这是自己的妻子张爱霞，他们才是王凯的亲生父母。

　　事情越查越乱：户籍登记上母亲姓司，这又出来个母亲姓张。到底哪个才是车祸中死亡的王凯？调查人员连忙到当地派出所和村委会查询核实，结果王建刚、张爱霞夫妻俩的确有个儿子名叫王凯，那场车祸中死亡的就是他。

　　原来，王凯生于1985年，住所在沛县农村，出生以后一直也随他的亲生父母生活。1989年，王建刚花了2000多元钱，通过关系给儿子办一个城镇户口。户口落到一个远亲司某的家里，那年正好司某生了女孩儿，为了落户方便，便将王凯的出生日期也登记成1989年，申报的是母子关系。就这样，有了两个户口的王凯一直跟随父母在农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之后，因为儿子有城镇户口，王建刚又在儿子户口被吊销之前，将孙子的户口也落到了城里。

二元赔偿引发争议

　　儿子走了，王建刚两口心里无比难受，好在那辆大客车有保险，他们决定起诉车主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王建刚这才发现，儿子的城镇户籍，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按照有关规定，人身损害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赡养费、抚养费等赔偿标准，均参照地方人均收入标准，2009年江苏省公布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口7357元，城镇人口18680元。按20年计算，两者死亡赔偿金差距有20万的差距。此外，这也涉及到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孩子按城镇和按农民差距金额也很大，包括死者的母亲的赡养费，加起来大概达到30多万。

　　保险公司认为，王凯根本没有在城市里生活过，一直跟随亲生父母在农村生活，所以应该按照农村人口认定。

　　但原告代理律师则坚持，王凯的城镇户口是合法有效的。此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据效力，要大于其他任何证据效力。而且出具的证据还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事故处理大队出具的这个证明，都是城镇户口。

　　铜山县人民法院认为：王凯本人真实的出生日期就是1985年，而城市户口上的1989年不是真实的；王凯实际的确是在农村生活，而且具有户口，因此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做出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共计278000元，被告肇事车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冰冷法律逐渐完善

　　“太不合理了！同样是一条命，城里人赔那么多，农村人赔那么少，为啥？”尽管最终得到了一定赔偿，但是王建刚还是始终拐不过这个弯。

　　打赢了官司，作为被告代理律师的桑龙却丝毫高兴不起来：生命都是一样宝贵的，一个生命出现两个赔偿标准，值得人们思考。

　　而作为一名在法律面前格外“冷血”的职业律师，他又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的法制进程也应该与时俱进，也对不合理的情况慢慢进行一个改善，现有法制制度将逐渐完善、完备。

　　这起一个死者两个身份的案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二元标准——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而且两者标准差别很大。立法者的初衷有合理之处，从经济角度，城乡生活成本有所差别，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又有不合理之处，造成了同命不同价的尴尬。

　　让桑龙兴奋的是，这一尴尬已经引起了立法机关的重视。2009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在处理重大交通事故、矿山事故时可以不考虑个人差异，而采用一揽子赔偿方案，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确立了同命同价的赔偿原则。

　　《侵权责任法》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届时，“同命同价”赔偿原则将在我国的法律中正式确立。（文中人物除桑龙外均系化名）

　　　　　本报记者 丁厚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