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荣
二是南济、北济说：《水经注》认为，自古以来，济分南北：出荥泽之水为北济，经阳武、封丘、武父、济阳、冤朐、定陶之北，东北流汇濮水，东入钜野泽；出黄河之水为南济，经阳武、封丘、济阳、冤朐、魏冉冢、共王陵、济阴郡、定陶县南，东北流，汇菏水、黄沟枝水而东北入菏泽，再入钜野泽。《水经注疏》的撰者、清人杨守敬等人持其说。
三是南济上游为荥川，济阳以下为南济水；北济上游为济水，下游为沮水。现代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经》脉济道，过荥泽北，过阳武县北，过平丘南，过济阴县北，《注》言北济与《经》同，应为古济水。自济阳以下，《水经》言，济水过冤句县南，过定陶县南，又屈从县东北流。《水经注》南济与《水经》合。济阳以上，北济者为古济水，而南济非古济水；济阳以下，南济者为古济水，而北济非古济水，仍是《禹贡》中的沮水。蒙先生把《水经注》中的济阳以上的北济水与济阳以下的南济水连接起来，就是古济水道。而南济之济阳以上之水，则是战国以前的荥川古道，其下游为《水经注》中的黄沟水。这样大致解决了争论两千年的济水古道和《左传》、《穆天子传》中的荥川问题。但是这仍然没有解决“东出于陶丘北，又东北汇于菏”的问题。造成如此混乱多说的根源在黄泛。
古人黄文叔说的好：“济渎之水，自周以来，凡数变：初为济，及导荥为川，则荥与济合；鸿沟既开，荥渎为（黄）河所乱；及荥泽又塞，则所行者为（黄）河水矣；汴渠不通，则钜野以北，所行为菏（水）、汶（水）”
黄氏把济水、荥水、汴水混流，导致济水记载混乱的基本原因点出。公元前360年以前，济水出黄河，入荥泽、东出而过陶丘（定陶西北）北，东北入菏泽；梁惠王开鸿沟引黄河之水，出荥泽之济水与出荥泽之荥川混流，荥川之名，渐以鸿沟代之；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之水淹大梁（开封），进一步混乱了荥水、鸿沟、济水、汳水的水系；东汉修蒗荡渠，又以蒗荡渠代之；遂有浚仪渠、阴沟水之称；至三国时，人们已分不清这条河究竟是济水还是荥川，统以南济之名代之济水。
西汉元光三年（前132），河决瓠子，泛滥23年；两汉之交，河、汳混流六十余年。济水、黄沟水（荥川）俱在河、汳之间，济阳以下，不论是济水还是荥川，都成为不能行洪的渎、淖、沟、渠。汉明帝时，王景治河，使河、汳分流，重新开挖济阳至定陶的济水之道，即古氾水之道，曰南济。南济之名始于王景治河。《汉书·王景传》记载：“初，平帝时（公元元年至五年）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久积，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里县。逮后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昭曰：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此汴坏而济亦坏，汴治而济亦治之徴也。”从“济渠”可知，早在西汉末年，深川之济水已被时人称为济渠，印证出自开鸿沟以来，济水已由河变成渠。从“济渠所漂数十里县”分析，这六十多年河、汴混流的主河道是济水，因淤塞严重，水不畅流，所以洪流溢出济水，竟淹漂几十个县，可见灾害之大。如此水灾，王莽不治，刘秀不治，直到公元68年，汉明帝始用王景治理。从“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分析，黄河入堤，汳水归道，而陶丘之北的济水故道已由“壤坟”代之。证明济水故道已淤积的很难治理。于是就另开新河。这从“汴坏而济亦坏，汴治而济亦治之徴也。”一句可以看出，汴水走的是故道，济水开的是新道。《水经注·济水》云：“济水当在王莽之世，川渎枯竭；其后水流经通，津渠势改，寻梁脈水，不与昔同。”这又证明在王莽时，曾大旱一个时期，济水等河断流。在后来王景治河时，济水河道已和原来不同（津渠势改），只能按当时的地形和水流方向 （寻梁脉水），再开条“不与昔同”的河道。原济水走陶丘之北，现已被淤为壤坟；故从陶丘（今定陶城西北程庄龙山遗址）之南又开一条新河，即郦氏所谓的过戎城北、济阴郡南、定陶县南、侧城而东北流、汇菏水、黄沟枝水之南济。这条另开的南济水，就是因刘邦登基于此，而著名后世的氾水。（见氾水）
现已明了，南济的上游，即封丘以上为古荥川，又称鸿沟、阴沟、浚仪渠、蒗荡渠；下游则过济阳、魏济阴郡（左城）、定陶南，折而东北入济水旧道。三国曹魏黄初元年，黄河决溢，至使济阳以下南济水河道再一次淤塞。《晋书·傅祗传》记载：“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汎溢，邓艾尝著《济河論》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復浸坏。”此条可证黄河泛入济水新道后，不久即被淤浅，致使洪水溢出河道。经过修治，不久河又入济，堤又被浸坏。据《晋书》、《宋书》、《魏书》等文献记载，晋至北魏的三百年间，兖豫之境水患不断，南济、北济之道，应在此期间进一步淤塞。到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南济、北济已淤塞不能行舟，故时称济水，时称济渠，都表示出济水已失去贯通东西交通大动脉的作用。这从《晋书》、《宋书》诸将列传记载北伐，过汳水、黄水、清水，而不过济水，就能知道济水再一次淤塞。从而导致《水经注》写济水走向时，已很难分清荥川、济水、沮水、澭水、黄沟水之流经，只能根据时人俗称，写出南济、北济之道。（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