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曾经长期从事保险研究的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降斌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交强险保额越来越高、费率越来越低是大的趋势。

　　回顾交强险在国内运行1年多的时间，针对交强险的争议不断，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各方针对交强险无责赔付的400元钱要不要取消，交强险责任限额是否太低、保费是否太高，交强险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出现了打折现象等问题纷纷发出质疑。交强险首份盈亏报告出炉，以及保监会拟召开听证会下调费率、上调保额的消息，虽然不能为所有质疑的声音释惑，但在主要方面坦诚回应了各界的关注，体现了保险监管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对民生诉求的重视，是顺应民意的。

　　目前，我国很多大城市已经进入以私车为主体的汽车社会。与汽车相关的各种税费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出行成本。税费高、油价涨、出行贵，成了令有车一族头疼的问题。

　　不可否认，与降低开车出行成本这种民生诉求相矛盾的是，汽车数量快速膨胀引发的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确实需要借助税费手段进行适当调控。因此，从长远看，人们养一辆车的成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是由国情决定的。中国的土地、能源、环境状况决定了我们无法构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汽车社会。家庭轿车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个自然的调节，这种调节既有可能体现在油价、停车费等市场层面的上涨，也可能会体现在拥堵费等新出现的政策层面。

　　但是记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政策杠杆引导汽车使用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级政府部门伸出的“政策之手”不光要考虑宏观层面的效果，还要关注现阶段个体用车者的细微感受和承受力。

　　举例来说，目前，很多人买私家车是因为城市管理部门对公交硬件建设长期有欠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对私家车拟征的各种费用不能脱离民生诉求“高高在上”。再比如，任何针对私家车的新税费，都难免会引发各界对享有“费用赦免权”的公车的关注和对比。在公车改革到位之前，对私车税费征收的大幅增加必然会引起非议。

　　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考虑到私车已经成为汽车社会的主体，也不能忽视公车对汽车社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既要考虑有车族的担忧，又要保证公交一族的权益。政策推出的时机、推出的技巧都需要深思熟虑并经过反复论证。从这个角度看，下调费率、上调保额的方案，既增强了交强险承担的社会责任，又减轻了有车族的出行成本，有利于汽车社会各个利益层面的和谐。

南辰